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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中走出的卫生路线

叶龙杰 白 丹

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落脚生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7 个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此后的岁月里,革命圣地延安成为红色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新起点,建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医疗卫生路线。

奠定医疗卫生事业的群众路线1936 年6 月,当埃德加? 斯诺从上海启程前往延安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一名年轻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 海德姆。4 个月后,埃德加? 斯诺完成采访计划,离开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乔治?海德姆却坚持留了下来。埃德加? 斯诺信守诺言,没有在之后的通讯报道中提及乔治? 海德姆的名字;而乔治? 海德姆在完成一个回民居住地的医疗情况调查后,悄悄将名字改成了马海德。

“1937 年1 月, 随红军队伍回到延安后,马海德一边与身处抗日前线的白求恩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一边以满腔热情投入诊疗工作。”延安干部学院组织处处长冯建玫介绍,在整个抗战时期,延安乃至整个陕甘宁边区都处于极度缺医少药的状态,医疗卫生条件同样极端落后,“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条件落后,恶劣的卫生环境、盛行的迷信治疗手段导致传染病、地方病流行,民众染病后的死亡率高,就连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得病后也只能采取休养的方式治疗。”冯建玫说,为确保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成立中央卫生处、军委卫生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等医疗卫生管理机构,下设各机关卫生所、中央医院、陕甘宁边区医院等一大批医疗卫生单位,并颁布了一系列医疗卫生条例,这些条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体系的雏形。

“中国共产党医疗卫生政策的群众路线就是在抗战时期奠定的。”冯建玫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非常广泛的群众卫生运动,并要求各医疗单位在服务军队的同时,向群众敞开大门。

“把最好的东西都让给了病人”

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现年88 岁的退休医学专家秦燕娥回忆,1937 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她与家人从山西渡过黄河抵达陕西。“那段时间,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1949 年到达延安的。”

秦燕娥回忆,她从西安产校毕业后,与同样来自外地的十几名医学毕业生一起参与创建了延安人民医院。这家医院是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的前身,也是当时延安、榆林地区唯一一家正规医院。

“虽然医院成立了,但除160 余箱药品器械和百余孔破旧窑洞外,其他所需用品都没有。”秦燕娥说,建院初期,医院提出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勤俭办院”的方针,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将100 多孔窑洞整饰一新,还新建了36间瓦房,设立了候诊室、病房和手术室等。

在常规手术器械不足的情况下,秦燕娥和同事自己动手,制造了一些简单手术器械。没有氧气,就用高锰酸钾和氯化钾自己制氧;做手术没有电灯,小的手术用手电筒、蜡烛,大的手术点气灯。

化验室的医务人员夜间到延河边,打着手电抓青蛙,以备做妊娠试验。

“虽然条件艰苦,但医务人员对病人都很好,把最好的东西都让给了病人。”

秦燕娥说,“我们给病人送水、送饭、洗脚、洗头。医院在山上不方便,叫理发店的师傅过来还要花一毛钱,为给病人理发,护士们自己学会了理发。”

“一切围绕为人民服务宗旨”

如今,延安人民医院已更名为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并转型为高校教学医院,从单纯的医疗诊治,转变为医疗、科研、教学并举的综合性医院。而从延安市的整体情况看,无论从医疗资源总量还是从满足群众医疗服务需求而言,医疗卫生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据材料显示,延安市紧紧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总要求,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投入力度,探索和实践具有延安特色的医改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该市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 乙肝、艾滋病、结核病、手足口病等重点传染病发病率得到有效遏制,各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78.46/10 万,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4.42%。

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研究相比,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延安医疗卫生事业的关注度较少。“当时的整体医疗情况如何,目前已经很难明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多卫生纲领都可以追溯到延安,一切都围绕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冯建玫说,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服务群众,是抗战时期延安医疗卫生政策的主要思路,1941 年出台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更是明确提出“推动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

“新中国从抗日战争一路走来十分不易,与抗战时留下的痛苦记忆相比,现在的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秦燕娥说,“医改更应该以历史为借鉴,让医患携手,共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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