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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华神道碑》中契丹大将萧宁身份考

宋 典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 要:《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契丹大将萧宁。萧宁在史书中无传,但是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多次出现,相关的记载在时间跨度、历史背景和身份地位上相差太大。经过考证,正史中的萧宁应该为两人,一位为辽代重要将领萧排押,即《韩国华神道碑》中出现的萧宁,另一位为契丹贵族萧特末。出现此类混淆是由语言文字差异、历史记载错讹、年代久远等原因造成的,在历史研究中应该仔细分辨,厘清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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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契丹辽文化;萧宁;萧排押;萧特末;身份

中图分类号:K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05-03

收稿日期:2015年5月30日

作者简介:宋典,男,1994生,河北石家庄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古代史

碑刻铭文是研究中古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不足,拓宽研究视野,还可与史籍互证,还原历史本真。宋辽史的研究中已有相当多的成果,《韩国华神道碑》是学界关注较少的碑刻,笔者根据对神道碑的阅读与所搜集的材料,尝试对神道碑中提到的“契丹大将萧宁”之身份做一考证。

一、正史中的萧宁

神道碑中只有一处提到萧宁。韩国华使朝完成任务,得到重用担任开封推官、盐铁判官等职。“久之,契丹大将萧宁使叩雄州,约和,州刘福信之,以闻天子。”皇帝考虑到之前韩国华的优异表现,再次任命其处理此事,最终韩国华不负众望,识破了萧宁诈和的阴谋。这段记载在《宋史》中比较简略,没有提到萧宁的名字,但是记载了时间为淳化二年(991年)。在韩国华的墓志铭中则包含了上述所有信息:“淳化二年,契丹大将萧宁谴人抵雄州,请和。”其中墓志铭较之神道碑和《宋史》传记属于最早记述韩国华生平的材料。

笔者在《金石萃编》中找到一份《韩国华神道碑》,其内容为教材中神道碑和墓志铭的杂糅,派遣韩国华使高丽等较为详细,文后的按语为:“契丹萧宁叩雄州约和事,国华本传在淳化二年,而刘福传不载。”可见淳化二年的记载只有墓志铭这一个来源。根据《长编》记载,淳化二年二月丁巳:“凉州观察使、判雄州事刘福卒,赠太傅,忠正节度使。”也就是说萧宁请和之事应该在淳化二年一月到二月之间。

查找史书,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有几处记载。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二月乙卯:“大飨军士,爵赏有差。枢密使韩德让封楚国王,驸马都尉萧宁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三月:“乙酉,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枢密使、司空邢抱质督有司具仪物。”(《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辽兴宗重熙十年(1042年):“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庚申,辽谴萧宁等来贺正旦。是月,全州芝草生,桂州甘露降。”(《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我们可以看到,从《辽史》第一条到《宋史》条的记载时,时间跨度近100年,显然,史料中的萧宁绝对不会是同一个人,那么到底是几个人?神道碑中提到的萧宁又是谁?

二、萧宁实为两人

正史中提到的萧宁应该是两个人。原因是:第一,时间跨度太长。如前所述,近100年的间隔不可能是同一人。第二,历史背景不同。统和四年(986)辽曾打败宋雍熙北伐之师,《圣宗本纪》第一条载“大飨军士”,可能是萧宁凭借破宋军功而得到封赏。另外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出兵援汉,宋辽绝和开始,到澶渊之盟签订,25年间两国没有互设使节。淳化二年(991),发生过契丹雄州诈和之事,宋朝靠着韩国华的机智识破阴谋,而这背后的主谋正是萧宁。所以,作为一个伐宋有功、诈和又被识破的大将,萧宁是不可能再作为贺生辰使出使宋朝的,所以前后萧宁不可能为一人。第三,身份差异太大。辽史《圣宗本纪》史料中萧宁的身份为驸马都尉、同平章事、北宰相等。同平章事类似南朝的宰相,根据辽国制度,宗室贵戚官节度使及平章事者,多为遥领加衔,不必身亲其事,这就理解了文献中的“远”字了。所以,这位萧宁是一个身居要位的契丹贵族。而《兴宗本纪》和《神宗本纪》中记载的萧宁是赴宋的使者,二者差别太大。使者的品阶并不高。张婕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北宋的国信使群体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研究,发现北宋遴选国信使“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以中等级别的文武官员为主,派往辽朝的正使官员多以郎中、员外郎等五六品官,从五品一下占到60%以上。辽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礼仪制度大多学习汉地,“时仪法疏阔,(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在使者的选派上应该也会仿照宋制,以求在级别上的平等。同时,辽在外交中居于强势。神宗即位以后,试图改变外交的被动地位,经略西夏,通好高丽,这自然而然引起契丹的不满。神宗熙宁七年(1073),辽派遣范使林牙、萧禧入宋,宋辽双方就划分边界问题展开交涉,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以宋朝的妥协而告终,可见辽朝在两国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因此在派往宋朝的贺正旦使问题上,辽朝也不太会派遣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辽史》之简陋一直以来备受诟病,人物混乱,错误百出,因此出现名不对人,张冠李戴的现象十分正常。

三、萧排押与萧特末

前举四条史料中(《辽史·圣宗本纪》所载)两条的萧宁应该为萧排押,而《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的萧宁应该为萧特末,《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的契丹大将萧宁应该是萧排押。

(一)契丹大将萧宁——萧排押

萧宁即为萧排押的理由主要有:第一,身份相当。《辽史·萧排押传》记载:“(统和七年)尚卫国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统和二十二年)宋和议成,为北府宰相。(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圣宗征高丽,排押入开京,大掠而还,帝嘉之,封兰陵郡王。开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讨使。”这说明自统和二十九年东征高丽班师之后到开泰二年期间,萧排押身兼数职:驸马都尉、北府宰相、兰陵郡王。这与《辽史·圣宗本纪》开泰元年条“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督有司具仪物”中记载的萧宁之职务、封号完全一致,且属同一时间区域,所以萧宁即萧排押。第二,经历相符。萧排押长期参与对宋朝的军事活动,统和四年(986),“破宋将曹彬、米信于望都”,“收复山西所陷城邑。”后来担任南京统军使,即为南京统军司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对辽南京的保护与对宋朝的征讨,军事和政治地位极显赫。南京统军使也负责一些策反、间谍等活动,“辛丑,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奏宋边七十余存来附”。辽宋战争时期,双方都大量使用了间谍,南京统军使极有可能是辽边界的重要间谍机构之一。前文已述《韩国华神道碑》中萧宁遣使叩和之事发生在淳化二年一月到二月,此时辽朝南方对宋的主要负责人正是萧排押,在萧挞凛死后一直“专任南面事”,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萧排押谋划了这场雄州诈和事件。第三,地位相符。萧排押地位尊贵,“国舅少父房之后”,少父房是阿古只所属族系,在辽朝是显赫大族,“如此昌运显赫之家,圣、兴、道三帝何能轻视”?《辽史·地理志》载“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其他史籍中也多有记载可为佐证,福州当为萧排押的私城。另外,在辽宁北镇出土秦晋国妃(圣宗弟隆庆妃)墓志中,称妃家“世为后族,答组照烂”。妃父“故枢密使北宰相驸马都尉讳曷宁”,祖父“故燕京留守内衙都指挥使讳割烈”,曾祖“故迷古宁详稳讳演乌卢”。朱子方等先生曾考订曷宁即萧排押,其说甚确。曷宁(即萧排押)的高级官阶与崇高地位,与国舅萧宁不相上下,更有助于我们推测二者实为一人。我们把萧排押与萧宁的年谱简表罗列一下,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二者实为一人。

(二)贺宋使者萧宁——萧特末

至于《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记载的萧宁,笔者认为应是萧特末。除了正史,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太康五年,是岁遣萧晟、萧宁等使于宋,宋遣使来贺生辰及正旦。”又如:“太康五年,十二月庚申,辽谴萧宁等来贺正旦。”但是这些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萧宁其他信息,目前只知道他作为使者出使宋朝。然而实际上,萧宁只是历史上一名遣送使者的别名或者误称。辽兴宗重熙十年(1042,仁宗庆历二年):“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长编》中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且稍有不同。仁宗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男院使归义节度使萧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刘六符来致书。”他们此行是为求关南十县,由于当时“契丹屯兵境上”,“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最终吕夷简举荐富弼接见,富弼很好地完成了接见任务。史载:“西羌盗边,战未解,契丹保境使请关南十县之地及昏。”这里所载保境使即萧英与刘六符。可以看到,所谓萧宁即萧英也。那么萧英又是何许人也?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四):“是月辽谴南院宣徽使萧特默旧作特末,今改,考异《宋史·富弼传》及《涑水记闻》皆作萧英,盖一人而两名也。翰林学士刘六符来使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毕沅在这里提出《宋史》等书中的萧英就是萧特末,实际上是一个人两个名字而已。曾贻芬所编的《辽代人名索引》中也是把萧英与萧特末看作一人。蔡美彪先生也据《长编》等考证萧特末,汉名萧英。查《辽史·萧特末传》可见:“明年(重熙十一年),与刘六符使宋,索十县地,宋请增银、绢十万两、匹以易之。”与前文萧英、萧宁故事相合。《辽史》中其他篇章也印证了萧特末出使之说,如“庚戌,谴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十一年,与宣徽使萧特末使宋索十县地”等。萧特末是一个使者家族,除萧特末使宋之外,其兄萧和尚也曾作为使者出使宋朝。辽代谴使多选派可靠的契丹人,对家世背景和个人能力十分看重,萧特末和萧和尚乃“国舅大父房之后”,兄弟二人也是以“多智略”、“有能称”,因此多次被委以重任。

四、萧宁的多重身份

史书典籍中对不同个“萧宁”的记载原因是多方面。一是《辽史》内容简略而前后矛盾。清人赵翼曾言:“《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比多矣。”另外在誊录传抄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姓名、职位、时间等方面的差错。如《辽史》和《长编》把使者冯元分别错记成“马宗元”和“冯元宗”。二是后代修史记录不同。如今通行的《长编》有嘉庆间张氏爱日精庐活字排印本和光绪间浙江书局刊本,浙本出自张本,张本则本之《四库全书》本,三者为辽人名氏均已改译。《长编》载:“天圣元年……契丹谴……耶律唐古特……程昭文来贺乾元节。”局本《辽史》载:“太平三年闰(九月)以唐古特程昭文充贺宋生辰使副。”省略“耶律”二字。而殿本《辽史》则作唐骨德成昭文,如此混乱,如果不是以官爵职务等考证,很难知其是一个人。三是辽人名字较为复杂。钱大昕尝云:“金人多二名,一从本国名,一取汉语。”实际上辽人也是如此,尤其是赴外使者,或许觉得沿用旧名有所不雅,所以特立一名,从而在双方的史书中出现一人多名的现象。再加之年代久远,天灾人祸等原因,史书中的记载更加问题丛生,这需要历史研究者仔细分辨,厘清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 释:

①[元]脱脱撰.辽史·卷八八·萧恒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342.

②孟凡云.辽圣宗时期宫闱斗争探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5):63.本文认为排押于应历十八年(968)为政事令,原文无注。

③[元]脱脱撰:《辽史》卷十五《圣宗本纪》载:“庚子,谴排押、盆奴等攻开京,遇高丽兵,败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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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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