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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烤红薯的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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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天气格外炎热。躁动的东风挑弄着行人的脸颊,我也有些焦躁不安。行到一处,耳畔隐约拂过大妈的叫卖声:“甜红薯哟!红薯甜哟!”空气中似乎满溢香甜。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不禁喃喃自语。

小区向来是不允许小摊贩进入的,出乎意料地,这位大妈却分明站在大院里,扶着小三轮车吆喝:“红薯,红薯。”许多邻居漠然地从她身旁走过,我也不例外。

那大妈有时急冲冲地伸出大手死死地抓住我说:“买一个红薯吧,又香又糯。”我愤然,怒火如滚动着喷涌着的熔岩,“买?好,我买呀!”我极力瞪大眼睛,双手叉腰。大妈吓得呆若木鸡,半响才吞吞吐吐地说道:“好吧,好吧。”

她长着一张麻子脸,脸颊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泥灰,泥灰中似乎掺杂几滴汗珠。她的眼睛不仅小,且肿,似乎刚才哭过。我的视线又爬上了她的工作台,监视着她的举手投足,唯恐她露出什么“阴谋诡计”。

我要的红薯,市场价都是五元。我递给她十元,她眼珠一转,微微扬起嘴角,开始翻找零钱。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过零钱,反复地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心想,小孩的钱可不好骗。

她递过来一个烤红薯。红薯格外地大,那可是一般红薯的两倍还要大呢,红薯烤得焦糖般的黄,喷出的香气宛如蜜蜂新酿出的蜜,拂过鼻翼,滋润心田,简直让人垂涎三尺。可愧怍也拍击着热血激红我的耳根,以致于面颊发烫。我哑口无言,只好逃之夭夭。

那一年,我八岁。

幼小的心被这憨厚、质朴的大妈触动了。从此,大妈只要出现,我就买一两个又香又糯的烤红薯。同时,我也知道了,她在一楼储藏室租了间屋子,就住那。

夏日,滚滚热浪缠绕着人软绵绵的四肢。卖烤红薯的大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四处张望。太阳直勾勾地烘烤着我,大妈见我头顶着烈阳,慌张跑来,拍拍我的肩,又急忙拉着我去阴凉处。她俯下身来、煞有介事,又郑重地说:“你家没人,你妈托我带你一中午。”我当然知道。

大妈领着我走过大院,穿过树影斑驳的林荫小道,清脆的脚步骤然停在了一张深黑色的破木门前,老旧的油漆肆无忌惮地外翻,静穆的空气从门缝的锈迹上蔓延开来,屋子是廉价玻璃做的墙,但光洁明亮。

十多平米的屋内甚是寒掺,除了一张床,一只碗,一双筷子,还有她的小三轮车,什么也没有。我心中有难以言喻的伤感,戚眉苦脸地说:“大妈,你真可怜。”大妈如拨浪鼓般地摇头,和颜悦色地说:“人要知足常乐,要自食其力,才活得自在。”我似懂非懂地点头,那一中午有很多的感触。

那一年,我九岁。

十一岁那年,我在大妈家磨破了脚,殷红的血从伤口渗出。大妈简单的处理后便背着我爬上五楼,把我送回家。我听见大妈沉重的喘息,摸着她沾满黏糊糊的汗液的肩膀。听她不停的说:“对不起……对不起……”

最后一次相见,我送了大妈一包鲜香爽口的辣猪耳。她勉为其难地收下,随后又取出三个大烤红薯给我。红薯暖乎乎,甜丝丝的,像蜂蜜新酿的蜜般滋润心头。那年我十二岁,亦不知这竟是永久的别离。

清明回去,那间小屋还在,只是房门显得更加矮小,玻璃上早已爬满污渍和各种小广告。房间空荡荡的,除了一片静穆的空气,什么也没有。

“大妈去哪儿了?”我像是在问自己,也是在问空气。这曾经充盈着我欢乐的小屋,如此空荡落寞了。

可她还在!我似乎又听见了她的吆喝:“红薯,烤红薯。”似乎也嗅到那一缕缕甜丝丝的,如蜂蜜般香甜的烤红薯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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