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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影响因素——以中国与19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为例

王彦芳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830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3AZD083);新疆软科学资助项目(201442103);新疆财经大学中亚经贸研究院重大资助项目(2012ZY63A01);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cdyjk2014032)。

[作者简介]王彦芳(19887-),女,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摘要] 文章以“一带一路”为背景,构建了贸易便利化指标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10-2013年中国与19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各研究对象贸易便利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及欧美日韩等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中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贸易便利化程度一般,蒙古、印度及其他中亚和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偏低,尤其是中亚国家,主要受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铁路口岸设施建设滞后,受贿和腐败现象盛行,因特网普及率低等问题制约。西部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的低水平严重阻碍了中国向西开放。基于此,从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进亚投行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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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贸易便利化是指通过贸易程序及手续的简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和改善,为国与国之间创造一个协调、透明、可预见的贸易环境。较高的贸易便利化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增加贸易机会,对于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新时期WTO的重要议题及推动资源全球整合的驱动轮之一,贸易便利化倍受关注。诸多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海关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将构建便捷、高效的贸易便利化体系、搭建互利共赢的贸易便利化平台等相关内容纳入双边、多边区域经贸合作协定。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全球贸易便利化,其在政策环境、海关管理、通关效率及基础设施等方面表现出了较高的便利化水平。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成为跻身世界前列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的强势增长对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形成倒逼格局。然而,目前国际贸易局势严峻,美国“再实业”政策、欧盟债务危机及南海问题,使中国三个重点贸易市场美国、欧盟、东盟均出现增长疲软态势,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贸易环境不容乐观。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以崭新的开放姿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列车。此外,中国还牵头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目标之一是以基础设施便利化为重点促进贸易便利化,以新疆为支点撬动中亚市场。至此国际局势随即变得明朗,开发新市场的难题迎刃而解,但“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首要优化沿线国家贸易便利条件,此时提升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显得尤为迫切且极具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通过测算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及欧盟、东盟、中亚部分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发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及影响因素,指出中国、东盟、中亚国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迫切性,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贸易便利化方面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效果的评估,如Johns Wilson等借鉴全球竞争力报告(GCR)和世界竞争力年报(WCR)中的相关研究,将贸易便利化分为海关环境、港口效率、国内政策环境和服务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并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定量分析这四个方面对于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发现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贸易的贡献率最高,为41%,其次为港口效率、国内政策环境,最后为海关环境贡献率 [1 ];Wilson et al通过研究发现港口效率与区域贸易流量联系紧密,而且单个国家也可以通过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提高贸易流量,改变贸易收支 [2 ];Francois运用CGE模型模拟交易成本降低对收入的影响,发现贸易交易成本每降低3%,全球收入每年会增加1510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获益最大 [3 ];Felipe、Kumar运用联合国物流绩效指标(LPI)衡量了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质量,发现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贸易量,其提高幅度最高可达到68%,对区域内贸易可达到100%,其中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最大 [4 ]。此外,Moise通过分析贸易便利化的指标,探究了贸易便利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影响 [5 ],Jittichai通过货运代理方的相关贸易便利化指标测算了泰国国际港口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6 ]。

国内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主要侧重贸易便利化对于区域贸易的影响,其中关于贸易便利化对于中国—东盟贸易影响的研究尤其多,如谢娟娟、岳静,方晓丽、朱明侠测算了中国及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并通过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了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高将促进出口的增加 [7 ] [8 ];孙林、倪卡卡运用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PPML)分析了东盟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9 ];姜雅飞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便利化发展现状,提出了贸易便利化对促进双边贸易具有重要作用 [10 ]。此外,还有其他学者从相关方面研究贸易便利化,如王涛综合分析了日本在推进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先进经验,测算并比较了日本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进一步针对中国贸易便利化现状,提出了中国贸易便利化的发展途径 [11 ];李斌等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7-2011年109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指出对于低水平国家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于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更大 [12 ]。

以上研究均提出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方法,并且指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为本文提供了参考。然而,就目前中国面临的贸易环境而言,开拓西部市场迫在眉睫,而西部周边国家基础设施薄弱、贸易便利化程度低严重阻碍了中国向西开放进程,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测算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中国及西部周边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而探究提高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边境基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三、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及测评

(一)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贸易便利化定义不统一且涵盖范围较广,且没有专门针对贸易便利化的统计数据,而Wilson et al 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方法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及应用 [13 ] [14 ]。因此,文章借鉴Wilson对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思想,以及李豫新、郭颖慧 [15 ]、李斌段等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16 ],通过港口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4个一级指标,公路口岸设施质量、铁路口岸设施质量等14个二级指标来评测贸易便利化程度。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考虑到统计口径的统一①及评价指标数据的合理性、可得性与典型性原则,文章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GCR)的相关调查数据,构建贸易便利化测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为比较中国主要贸易市场不同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本文以中国与19个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主要有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巴西。数据来源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CR”(2011-2012、2012-2013、2013-2014、2014-2015②)。由于各个指标的量纲不同,在对各个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之前,须对原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保证最后结果的准确性。在这里采用Z- score法,即用指标值减去其平均值再除以标准差,对2010-2013年14个指标20个国家的基础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变动趋势测度

1. 主成分个数的确定。此处采用主成分法来分析数据,得出相关系数矩阵、因子载荷矩阵等,并通过特征值准则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主成分个数,即选取特征值大于或等于1的主成分作为初始因子,同时主成分个数满足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80%以上。运用SPSS17.0计算得出特征值与累计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软件提取了两个主成分,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两个主成分的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5.032%,反映了原变量约85%的信息,可以作为评价的综合指标。

2. 对于主成分的解释。由表3可以看出,主成分1在指标X11、X12、X13、X21、X24、X31、X33、X35、X41、X42均有比较大的载荷,主要反映的是国家贸易便利化的软硬件设施及内部环境,其中指标X41、X42载荷最大,表明了电子商务在对外贸易便利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主成分2在指标X22、X23、X32、X34具有较大的载荷,反映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微观层面及外部环境,其中指标X22、X32载荷最大,表明企业作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外贸易程序便利化水平。

3. 主成分得分及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运用公式计算综合指数得分,其中Fi表示由软件计算出的主成分得分,ωi表示各主成分权重,即旋转后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两个主成分的权重分别是73.42%、11.61%。同样对2010、2011、2012三年按照同样方法测算各变量及主成分权重。为使观察对象可以进行纵向比较,将2010-2013年四年各变量权重进行平均,并以平均后的权重作为各年对应变量的权重,据此得出各年各国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值。国内外相关学者通常将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指数得分划分为四个等级:0.6分以下表示不便利,0.6-0.7分为一般便利,0.7-0.8 分为比较便利,0.8 分以上为非常便利 [15 ]。据此,可以得知各个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巴西、印度、泰国、越南贸易便利化程度比较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现上升态势,其余9个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高,但变动趋势不尽相同。其中,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美国、荷兰、日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英国、新加坡、德国、韩国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此外,虽然近年来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且高于西部周边国家,但相比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贸易便利化程度仍然较低;与中国新疆相邻的国家(蒙古、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由于基础设施薄弱、政局动荡等问题制约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进而阻碍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中国向西开放极为不利。

四、 贸易便利化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上述指标体系,贸易便利化受到港口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及电子商务四个方面影响,以下分析2013年各国各指标实际GCR得分,探究各因素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情况。为便于分析,将20个国家分为三类,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巴西、印度、泰国、越南贸易便利化程度比较低,为第一类;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贸易便利化水平相近且呈现上升态势,为第二组;其余9个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为第三类。

(一)港口效率方面

由图1可以看出,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的第一组国家港口效率各指标相差较大,铁路口岸设施质量相对较差,尤其蒙古、巴基斯坦、巴西与泰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中等的第二类国家中,中国的公路、铁路、航空口岸设施质量得分平均为4.7,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铁路、航空口岸质量得分在4以上,但公路口岸设施质量得分却在3以下,水平较低;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的三类国家中,三个指标的得分都相对较高,其中澳大利亚的铁路口岸建设稍稍滞后。

(二)海关环境方面

由图2可以看出,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的第一组国家海关环境各指标得分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尤其是非常规支付,说明这些国家进出口企业的行贿行为较为普遍,个别便利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也出现类似现象,如俄罗斯、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贸易便利化水平中等的第二类国家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四个指标得分均位于4左右,俄罗斯的非常规支付得分在3以下;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的三类国家中,受贿和腐败、海关手续得分比较高,非常规支付与关税壁垒得分较低,说明发达国家关税壁垒盛行,且存在不同程度企业行贿现象。新加坡四个指标得分均是最高的,这也说明新加坡的海关环境法制程度较高。

(三)规制环境方面

由图3可以看出,这三类国家的差别并不明显,特别是政府规章制度负担指标,除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该指标得分达到5以外,其他国家该指标得分均在4以下,说明大多国家的政府行政要求较为繁琐。此外,与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的第一、二类国家相比,除韩国外,贸易水平较高的国家司法独立、政府解决冲突的效率及政策透明度和稳定性指标得分较高。

(四) 电子商务方面③

由图4可以看出,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的第一、二类国家,新技术的可获性得分均在4-5之间,而因特网普及率相差较大,第一类国家中,除巴西、越南该指标得分在3左右,其余的都在1-2之间,巴基斯坦甚至低于1;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相比,中国因特网普及率较低;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的第三类国家无论是新技术的可获性还是因特网的普及率均较高,大多得分在6以上。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1.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欧美日韩等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其中以入境旅游及农产品出口为主的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因此,可以通过国际旅游的发展及出口需求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国际经贸的发展。

2. 与蒙古、印度、其他中亚及东盟国家相比,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贸易较为便利,但与欧美日韩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一方面说明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表明中国与西部周边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贸易潜力巨大,这就契合了亚投行成立的宗旨:为区域内国家(含东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3.通过分析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因素发现,与便利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相比,便利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存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铁路口岸设施建设滞后,受贿和腐败现象盛行,因特网普及率低等问题。此外,各国进出口企业行贿行为普遍,政府行政要求繁琐等也影响了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中亚国家特别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贸易便利化水平低,阻碍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也不利于中国向西开放战略实施。

(二)政策建议

1. 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是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提高的物质保障,也是“一带一路”战略设施联通的主要内容。发展中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低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导致。近年来,随着中哈、中巴、中拉产能合作的不断开展,中国优质富余产能将弥补其基建缺口,得到了中亚等国家的热烈欢迎,因此中国应从产能合作着手,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借此优化双边贸易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2. 充分利用亚投行提供的平台和契机,旨在夯实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为中亚、东盟等“一带一路”区域内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融资平台,以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巨大缺口,推动亚洲的“活力与增长”。与此同时,亚投行的成立为中国、中亚、东盟等国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契机,对于中国向西开拓市场意义重大。因此,一方面,中国应充分利用亚投行这一基础设施投资平台,提高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同时,协助西部周边国家提高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亚投行的运行将体现中国资本在国际金融中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警惕、防范风险,同时要注重培养中亚国家的自身造血功能。

3. 创造公平、高效、透明的海关环境。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健全贸易法制环境,减少非常规支付及“灰色清关”,进而减少因贿赂腐败严重、政府规章制度负担过重造成的贸易和投资成本的增加。在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重视与各国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交流,积极参与推进WTO有关贸易便利化的谈判进程。此外,发展电子商务也是提高海关效率的一个有效手段,应利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实现贸易无纸化来推动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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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车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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