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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摘要:在本学科发展处于分化与整合、调整与创新的阶段,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重新审视研究,对于推动学科新一轮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创新与发展需要以原理内容框架和体系的构建为基础,注重“顶层设计”,在理念和思路上超越“基于教育教学”的早期原理建构思维模式,要能够反映学界基础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核心概念诠释、不同观点的整合、增强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提升学理性和指导性、凝练规范行文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回顾;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5-0040-05

作者:杨增岽

原理,通常指某一领域、部门或科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基础理论是指在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特点的理论原理。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就是体系化、科学化的基础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的教材,反映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或者说是本学科基本理论的集中体现。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现实实践的深入发展,本学科专业人才的学习培养对基本原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进行梳理回顾,以发展性、超越性和建构性的眼光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创新与发展,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的内生要求。本文在对部分文献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对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建构、教材编撰,包括内容框架设计等提出自己的一些拙见。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文献概况

自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正式创立以来,学界对其基础理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辛勤探索,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也多达数十种。1986年第一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正式教材的出版,标志着本学科最带有根本性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本学科主干课程的建设拉开了新序幕。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自成一体,不可割离。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题名检索专著,共有17条记录,最早的专著出版时间是1986年(陆庆壬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同样的检索方式,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题名检索即可得出75条记录,最早的专著出版时间为1983年(曾德聪:《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这75条记录除9条属于学位论文外,其余66条全部为专著。这就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以教材、专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沈壮海教授曾做过统计: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中,有88%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的著作。其中,概论性著作80部,占此类著作59%;分论性著作39部,占29%。[1]从检索得出的专著的出版年份数量来看,2010年4部,2009年4部,2008年4部,2007年4部,2006年7部,2004年5部,2000至2003年共9部,1990年到1999年共19部,从总的趋势上看,这些数据的变化实质上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越来越形成了带有普遍共识性的观点和结论,这一过程本身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断凝练、总结、归纳、提升的过程。甚至于后续形成的大部分原理专著,无论是章节设计,还是具体内容,包括主要概念、范畴,都是在1999年高教版《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2001年人民出版社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在CNKI中国知网中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题名进行跨库检索仅有17篇文献。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为题名检索仅有6篇期刊文献(检索时间为2011年10月4日)。检索结果表明:学界很少以整体性或系统化的视角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问题,而大多都是就原理本身所辖含的某一问题加以研究。这是目前学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一个典型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编写也有其特定的方式,而且经历了从国家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到各校自行编写的发展过程,背后反映了本学科从设立之初的探索试办试行到现阶段学科建设发展自主权大大增强、博士和硕士学位点林立的发展历程。邱柏生教授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编写的三种主要方式,即“由教育部有关职能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同类型学校合作编写、各校自行组织编写。之后,编写相关教材主要通过后两种方式进行。这些年来,各地编撰了不少同类教材,总共算来也有几十种之多,尽管称谓不同,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等等不一,但教材内容大致相似”。[2]

从所检索的专著的题名来看,书名有没有“原理”两字,实际上并不影响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成果或者学科主干教材的属性,但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是以专业、学科建设(也内含教材建设)为“原发动力”,专业、学科设置和发展诉求直接催生了原理的研究,这一来,其实当时并没用太多的理论积淀可供本学科创始人在编写本专业教材的过程中参考利用,与思想政治教育最接近的,自然就只有教育学了。也就是说,最初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教育的一种形态来理解,也是自然而然的。

近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渐渐趋热,特别是05年以来,研究成果很多,就原理而言,也有不少新成果,但几乎都是原理的分论。以博士论文为例,从原理的整体结构上来专门作系统研究的比较少,而大多数是对原理所涉及和包含的某些带有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理论等。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主要构成内容上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理论继承与借鉴;范畴;过程和规律;功能和地位;环境理论;对象群体分析;目标与内容;机制、原则和方法;评估;队伍建设;领导管理等。当然,对于当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至今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看法或达成学术共识。这也是作为一门学科最为基础和根本的理论内核――原理的建构、发展和完善必经的一个过程,或者说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这是客观必然性的,应该理解。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整体框架结构

尽管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成果颇丰,但学界很少系统回顾和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发展的阶段历程,更多的是谈论学科的发展历程。而学科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因此,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也是有阶段可以划分的,目前以原理主干课程的教材为例进行分析,是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发展历程的主要方式。

目前,初步检索到的文献中,邓亚秋、罗洪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95年到2001年;此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主要代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1999年版)。该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基本确立了以范畴和过程规律为核心的本体论样式,涉及内容较为丰富,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环节、要素为视点组织体系的主要内容,体系相对庞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分支学科的内容还包含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分支学科的体系内。二是2001年到2006年;此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主要代表作是2001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三是2006年至今;此阶段比较重要的代表作是2006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3]

罗洪铁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总结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期,理论界有不同的划分法。有的学者认为:第一阶段应为1921年建党至1984年,这段时间思想政治教育有深刻丰富的理论,但尚未建立相应的学科。第二阶段为1984年至今,建立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初步系统化阶段。有的学者认为: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86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为1987年至今,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时期”。同时该文提出以有代表性的专著为标准,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萌芽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4]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和内容构成,总体而言还是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设计(亦可称为“顶层设计”研究)。近十年来,形成了很多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的分论专论,它们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的某一组成部分。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结构(内容布局问题)的研究总体偏少,甚至于没有涉及。事实上,如果作为具有高度总括概述特点的“原理”缺乏对其所包含的某一理论(分论)的整合能力,只能表明作为学科主干的原理教材的编写和研究落后于其所辖的某一具体理论的研究,原理的内容未能全面反映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体现学科研究的最新动态,那么,我们整个原理的内容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整体框架,也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构成的探索。从现有原理教材的内容组成来看,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大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主要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介绍、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特点、学科性质、学科基础理论)、本质论、目的论、发展论、价值论、结构论、主导论、主体论、接受论、中介论、过程论、资源论、载体论、环境论、机制论、管理论、方法论、评价论、艺术论、发展论等。围绕原理所涉及的问题,近些年已经分门别类地形成了以下多种专著:如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研究》2009年)、思想政治教育中介(邵献平《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论》2007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2007年、杨威《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论》2010年等)、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王敏《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论》2003年、张世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论》2005年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项久雨、胡国义等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2007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陈万柏、贺才乐等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刘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2009年、另有博士学位论文3篇)、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李辉、沈国权、戴钢书等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秦在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2003年、赵志军《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2009年等)、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石书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2004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2005年、万美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2009年)等等。

此外,近些年来许多属于本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积淀、形成、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理论智慧。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经过新一轮的有意识的提炼、综合,最终能够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例如,万光侠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2006年)、雷骥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研究》(2008年)、马万宾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转向研究》(2009年)、伍揆祁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论》(2007年)、荆兆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及建设思路研究》(2011年)、田鹏颖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2010年)、王娟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研究》(2011年)、赵兴宏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用论》(2008年)、李宪伦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探析》(2007年)、李征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2011年等,这些研究成果虽不直接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但其所涉及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内容,从不同视角、不同论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丰富发展起到了推动借鉴作用,这些成果能够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总结起来,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主要是以分论、专论研究为主,就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整体框架加以深入探讨并给出基本结论的文献非常少。有些研究者虽然对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结构设计有过一些设想,但缺乏深入、系统的提出论证,大多零散粗略地陈述于一些报刊文章当中。

三、学界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同观点及其评述

应该敢言,2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取了显著的成绩,学科发展日趋成熟,一些本学科特有的范畴体系、内容结构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同,学科的科学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作为今天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干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框架设计、基础理论、结构安排、内容体系、学术逻辑等等诸多方面都逐渐形成一定的风格,不少问题只有在本学科的论域当中才会得到深入的讨论和阐释。这些都是我们原理研究的骄人成绩。当然,客观上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以下笔者整理了部分学者的观点:

张耀灿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发展到今天,与进一步推进其发展创新要有新的思路是分不开的,即开展元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推进研究范式的人学转向,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范式观照下,重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重新审视,应从理论体系的结构和理论观点的解释力两大方面探讨八个基本理论问题”。[5]

邱柏生教授从原理课程教学的角度认为“从该专业确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就被看作一门重中之重的核心课程,各校都投入了一定力量进行课程建设和师资梯队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是一门有相当教学难度的课程,尽管其中有不少内容属于程式性教学,内容比较直白,不需教师做多少解释学生自能充分理解,但有不少内容则给教师预留了极大的理论开拓空间”。[6]他结合原理教学,重点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的对象、过程和价值三个方面来重点分析当中存在的难度问题,并就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背后遇到的挑战作了分析。

沈壮海教授认为,“目前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多是在微观的视野中观察、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聚焦于探索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变化及其教育引导的规律,并以此为轴心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意义、要素、过程、规律、环境等问题的理论探索”。“应构建新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即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成果为理论指导,以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为实践依据,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的深入探索为逻辑主线,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与本质、目标与价值、运行机制与过程、管理与创新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准确阐述为主要内容,尤其应当以宏观视野、原理定位、时代特色、中国属性、教学逻辑、创新思维的有机统一为贯穿教材编撰全过程的基本原则”。[7]

秦在东教授没有直接提及如何来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结构框架问题,但他从学科规范和概念的角度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当中存在的对主要的、核心的概念研究不足的问题。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化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学科的原创性知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限域内不可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原理事实的研究整体上的仍然很薄弱。[8]

陈义平教授认为:“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理论体系的内容框架设计,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但差异性仍较大,可以归纳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体系。总体不足表现为:一是有的框架体系只能称作‘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理论体系’;二是有的框架体系虽试图涉及对上述三个基本规律、三个基本研究领域的研究,但由于逻辑起点的不清晰、进而整个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不强,导致了体系的结构混杂、内容丰瘦不一,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框架尚未搭建起来”。该文提出,“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演绎过程,搭建起由思想政治教育关系论、体系论、行为论、过程论、发展论构成的框架内容”。[9]

高峰教授认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以往所依据的是我国建国以后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如果说这种研究的依据基础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今天,其实践依据与实践基础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作为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最普遍和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原理,今天就应该立足于全球化的广阔视野,奠基于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之上加以审视”。作者认为“很多情况下仍然习惯于用我们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与范畴去套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因此,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与解读存有不少误区与偏见,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10]

也还有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作了一定区分,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这一命题,认为:“之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而不是‘创新’,就在于此前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已有的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命名的著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过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概论把学科建设成果几乎全部囊括其中)而已”。[11]

就原理教材的编写,邱柏生教授提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重心大部分放在编写各种教材上面,也注意优秀教材的不断更新修订。那时的不足是专门研究太少,学术专著太少。由于缺乏专门研究和专题深入的探究,缺乏广泛深入扎实的学术积淀,于是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教材都带有泛泛而论、大而化之和雷同重复的毛病,从而时常遭受人们的批评,编写教材的声誉也受到很大影响”。[12]近年来,“教材编写正受到冷落,不少教材的使用年份已久,不少内容也已落后于形势,更落后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之水平”。

笔者以为,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存在两个主要不足。这两个不足,也常被其他一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品头论足”。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过度依赖于教育学、乃至教学论的理论支撑,原理的教育学痕迹太深,而且显得十分浅显,这也使得学科间的区分度不强,本学科的主要特色和本质属性体现得不明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办阶段并没有面临今天如此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大幕不久,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而日渐表现出来,互联网形成的如此深远的影响尚未呈现端倪,当时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初衷主要出发点是提升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使之坚定理想信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因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重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要依托于学校,教育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当中居于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也主要是以教育学,特别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为基准来构建。事实上,这显然只是其中的一种“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建构需要首先考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究竟是“政治的教育”还是“教育的政治”的问题。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那么仅凭教育,似乎很难实现这一本质目的。因为人特定的政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尽管教育活动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青年阶段,人的可塑性强,这是很重要的前提。但政治关系、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乃至个人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感受都对人们政治价值观念的判断认同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很多调研结果表明,社会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最主要的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其实并不表现为一个教育教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不应当停留在教育教学的窠臼里,而是应当以此为基础,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心理道德素质等等的影响关系的研究,既反映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认同的多种因素的从微观到宏观、从单一到多维的变化,又能体现自身的学科特色和属性。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是较为宏观的“叙事”,国家主体与公民客体是其基本立论的关系,而不仅仅只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

二是在内容编排叙述方式上过度注重独立地分块分论,使得内容与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不甚密切。一直以来以主体论、本质论、方法论、环境论、管理论、过程论、结构论、载体论、价值论等等来叙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立化”、“平行化”、“并列式”的条块性研究思维方式,而这本身带来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实际问题关注的减少或缺失。这种分门别类“块状”研究的成果或许作为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叙事比较有效,换言之,作为一种教材化的体系展示比较适合,但是这本身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叙述模式”。而且作为学科的基础理论,不应该是一条一条的罗列排序,应该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笔者以为,原理之所以成为原理,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学理性(抽象性)和预见性,它是一个学科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因此,原理的内容要能体现最新学科研究成果,反映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最新动况和理论方法,对诸多不同观点应给予梳理、整合和评述,增强指导性。此外,就教材的行文而言,应以避免冗长重复为“原则”,可以直白凝练,更加贴近人们生活实际特别是当代青年群体的实际。

在本学科发展处于分化与整合、调整与创新提高的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结构与内容,建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本学科专家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据了解,作为“青马工程”系列重点教材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编写正在深入进行之中,其汇集了本学科著名的专家学者,最终形成的成果将会对推动本学科新一轮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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