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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师表赏析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nìng),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就当时形势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劳师以袭远”这种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诸葛亮仍坚持铤而走险,(先后六次统兵伐魏)并表现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先主刘备的遗愿。后主刘禅尽管昏庸无志,(“乐不思蜀”的典故足以显示他的人品)诸葛亮还要竭忠尽智的辅佐他,尽管刘备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他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是先主的遗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是诸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后半生全部活动的精神力量。

  诸葛亮为蜀汉基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建兴五年(227),他率师北伐,在出师前写下这篇表文。阅读本文应着眼于“出师”这两个字。具体地说,一是要看诸葛亮对出师后国内政事的安排。诸葛亮跟后主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辅政者与被辅政者的关系(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这次出师时,刘禅只有20岁,昏庸无能,不懂得治理政事;如果出师后国内政局不稳,前方必然会受到重大影响。因此,出师后的国内政局就成了辅政者诸葛亮最放心不下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此,诸葛亮在这篇表文里一面劝勉刘禅开张圣听,严明赏罚,一面又向他举荐人才来管理“宫中”“营中”之事,并殷切地阐明亲贤远佞的道理。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国内政局稳定,有了“平明之理”,诸葛亮才能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力伐魏,可见讲治国大计和政事安排正是为了出师。二是要看诸葛亮怎样说明出师的理由。北伐的决策,实际上是诸葛亮的决策。当时在蜀国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些人持静观态度,“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反对立即出兵。在这篇表文里,没有重提这种争论,只是对出师原因做了适当的说明。这种说明没有反复陈说得失利弊,而是抒情言志,作者把“北定中原”看做自己“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为此,他历叙自己的身世,从“躬耕”说到“许先帝以驱驰”,又从刘备的“寄大事”说到这次北伐的决心,其间五次提到“先帝”,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忧叹”之情。这种方式既能打动君主,又有利于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